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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再启蒙的道德教育诉求

[日期:2013-10-12]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张 婷 [字体: ]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再启蒙的道德教育诉求

张 婷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汇处发生了中国公民道德启蒙的初次尝试,一个世纪后,公民独立人格意识不强、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当下公民道德再启蒙的境遇,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理应具有公民道德再启蒙的自觉意识,通过对独立人格、公共精神和幸福自由等公民道德素养的养成和发展,不仅解决初次公民道德启蒙的残余问题,还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公民道德再启蒙的使命和诉求。

  [关键词] 公民道德;再启蒙;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10-0126-05

  在我国,公民道德思想的初次引进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译介“公德”这个词汇为表征,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译介和传播西方公民道德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展开了对传统臣民道德的强烈批判。“‘人’的主题第一次在3000年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冒出了萌芽。”①如果将此看作公民道德在我国的初次启蒙,那么历史的车轮在奔驰了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公民道德再次受到关注,是不是百年前公民道德启蒙的延续?二者之间有无内在的关联?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再启蒙的教育诉求又是什么?本文试论之。

  一、近代公民道德的第一次启蒙及蕴含的中国式危机

  伽达默尔(Gadamer)曾指出西方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启蒙: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启蒙表现为以理性取代对神话的迷信;第二次启蒙是我们熟知的西方现代启蒙,当时最大的迷信是对宗教的迷信,启蒙表现为“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unaidedreason)来取代基督教圣经权威的指引;第三次启蒙发生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最大的迷信正是启蒙本身,亦即对理性本身特别工具理性的迷信,也因此此次启蒙被称为“反启蒙”。所以,要知道道德启蒙什么,首先要知道道德迷信什么。

  (一)近代公民道德的第一次启蒙

  我国第一次道德启蒙的推动者应首推孔子,当时最大的迷信是人们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孔子不仅反对这种迷信,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实践体系,奠定了中国道德最初的启蒙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并不追求形而上的绝对真理,而强调个体修养的日常道德实践,因此儒家没有启示宗教那样的绝对教义,也没有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绝对神圣文本,儒家的所有经典都是人间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正因为没有启示宗教的迷信,也没有类似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神圣文本迷信,类似西方第二次启蒙那样的启蒙运动不会在中国传统内部发生,也不需要发生,因为并没有那样的迷信需要解放。”②虽然没有对宗教的迷信,但在“中国第一公民”、“过渡时代”思想巨擎的梁启超看来,当时最大的道德迷信是私德。于是在日本启蒙运动旗手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问题是传统道德培养更偏重于私德的养成,“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论公德》),并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首次使用“公德”。他认为迷信私德的结果,其一,导致“束身寡过主义”的臣民美德、弱者美德。“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①其二,导致公利公益意识的缺失。“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②梁启超感叹当时的国人没有国家和群体意识,甚至对于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即便是中国人自上而下、自古以来擅长的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了私人间的道德,对于社会伦理少有涉及。因其对“私德”的强烈批判,由此拉开了国人追求公民道德诉求的序幕,这可看作中国道德的第二次启蒙,也是近代中国公民道德的第一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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