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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主义的超越

[日期:2013-06-09]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边立新 [字体: ]

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主义的超越

边立新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 历史主义是在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对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因而,它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物而诞生的。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借鉴历史主义合理性的同时,对历史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历史。

  [关键词] 启蒙的悖论;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6-0015-07

  我们承认,德国的理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德国的历史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思想资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必须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改造了理性主义,而且批判改造了历史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我们也不能由于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吸收借鉴历史主义的合理性思想的同时,也超越了历史主义的局限性。

  一、“启蒙的悖论”与历史主义的兴起

  历史主义的产生与启蒙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启蒙运动冲破了封建神学的束缚,确立了理性的权威。然而,启蒙运动的结果是,虽然摆脱了神学的统治,却陷入理性的统治。启蒙运动的这种悖论,恰恰是历史主义诞生的基础。

  历史主义是在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对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因而,它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物而诞生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具有深远影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批判的对象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反对神性,宣扬人性;反对信仰和愚昧,宣扬理性和自由。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启蒙学者的时候,作出了如此的评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可见,启蒙学者把理性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的尺度,即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接受检验。理性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它如同阳光一样照射出来,资本主义作为理性的王国,它将取代的是信仰的王国。由此可见,启蒙运动是理性对信仰的挑战。“我们也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②因此,用自由取代愚昧,以理性代替信仰,是启蒙运动的主题。总之,与资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启蒙运动,就是要达到思想上的祛魅,就是要实现理性的解放。

  然而,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隐藏着不可克服的悖论,可称为“启蒙的悖论”,而这种悖论在德国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和英国、法国比较,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英国、法国的启蒙运动来得要晚一些,当法国的启蒙运动行将结束之时,德国的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或者说,当法国把启蒙运动推进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德国启蒙运动才刚刚在思想上展开。不过,德国启蒙运动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德国的思想家对已经发生的启蒙运动给予了反思,而反思的结果是走向了以往启蒙运动的反面,并在对启蒙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反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从而暴露了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由此,德国的启蒙运动意味着启蒙运动的终结,或者说它是一次新的启蒙。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理性,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无疑集中在对启蒙和理性的再认识上。在18世纪末的德国,围绕“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门德尔松在1874年9月号的《柏林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一文,提出了启蒙与文化、启蒙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随后,康德在1874年12月号的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对“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的回答》的文章。康德在此文中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性(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性,是指没有他人的指示,自己就不能使用自身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性是由自己造成的,因为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不是缺乏理智,而是由于没有他人的指示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使用自己的理智。因此,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就是:鼓起勇气,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理智!”①在康德看来,我们之所以不成熟,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缺乏理性,而是因为我们总是依赖于他人的理性。所以,要真正实现启蒙,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要相信和依靠他人的理性,而是要相信和依靠自己的理性。我们不要按照他人的规定而行事,而要依照自己的规定而行事。康德对于理性的理解,与法国的启蒙学者对于理性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法国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不是个人的理性,而主要是社会的理性;不是私人的理性,而是公共的理性。而康德所谓的理性,不是普遍的理性,不是社会的理性,而是个人的理性,个人的自由。康德主张,不是让个人服从普遍的理性,而是彰显个人意志,张扬个性自由。因而,新的启蒙的对象是在启蒙运动中确立起来的理性,即它要求冲破对理性的崇拜,实现对理性的祛魅,取消普遍的和抽象的理性对个性自由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终结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了一种新的启蒙,即对理性本身的怀疑。曾经被启蒙运动推崇为“唯一的裁判者”的理性开始接受裁判,曾经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性开始受到质疑。这就是康德提出的对纯粹理性的批判。通过对理性的考察,康德得出结论,理性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对最高本体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理性加以限制乃至怀疑,进而主张诉诸个体道德的内心世界,通过道德的至善达到对最高本体的把握。从表面上看,康德似乎是通过善良的道德解决了理性问题,实际上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彰显了“理性的悖论”。启蒙运动的初衷是高扬理性,消除神学的权威。然而,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在消除神学的权威之后,理性又成为了权威。尽管人们不再被神学支配,但人们却受到理性的支配。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蒙昧,为了消除新的蒙昧,需要新的启蒙。康德自称他的哲学就是要担当起新启蒙的任务。可问题在于,当康德哲学在把批判的对象指向普遍理性的时候,却用个体理性代替了普遍理性,用私人理性取代了公共理性。这种“理性的悖论”无疑孕育和催生了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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