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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日期:2013-05-09]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魏淑君 [字体: ]

《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魏淑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上海 201204)

  [摘要] 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清政府“工商立国”提供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于是,晚清新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修律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在晚清“挽回利权”、“先定商律”思想的指导下,1904年《公司律》出台。虽然这部中国立法史上的首部公司法“顾草创之始,难语完备”,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 公司律;时代效用;现代性;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5-0092-06

  一、从洋务运动到《公司律》出台: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的渐进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次遭遇战,传统中国在西方现代性挑战面前第一次败下阵来。晚清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则是前现代性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后,伴随一次次的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那个古老、庞大而羸弱的清王朝的“天朝上国”梦幻被击碎,同时中国传统精神世界中的华夏中心世界观也逐渐彻底崩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逐步丧失,古老中国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器物”、制度和文化。为实现富国强兵,清政府开始接受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武器”,于1860年代开始创办洋务运动。早期的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军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清政府虽然也希望振兴工商、求富图强,但已经无力出资大规模兴建民用企业,若要振兴商务,就不得不向民间商人筹资以设立公司企业。但出于不希望放弃对社会经济控制权的心理,以及对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一经发展起来难以控制的担心①,晚清政府便重拾历代王朝惯用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发展经济之手段,并将该种手段直接嫁接到股份公司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上,从而创造出“官督商办”公司。官督商办的实质其实是不承认民间自由从事新式工商生产的权利,是现有传统体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希望接受西方现代性“器物”,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全新的现代性工商制度,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意图实现王朝“中兴”的重要举措。

  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和“官督商办”公司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也是清王朝面对现代性挑战作出的一次应对尝试(这是一种希图固守“中体”,仅在器物层面尝试现代化的尝试)的失败。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开始将其经济政策调整为“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②。政府放宽了对民间投资办厂的限制,一部分地主、商人、官僚受资本利润的吸引,又痛感民族危机深重和国家力量贫弱,提出了“设厂自救”、“回收利权”和“商战”的呼吁,使甲午战后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高潮,民族资本创办公司有了较大的发展。1898年是晚清政府最终决心促进现代商业的发展的关键之年①。1898年8月,清廷在北京设农工商总局,该局虽不具备统一管理全国农工商事务的权力,但却是清政府第一次设立的新型经济部门,是在政府机构层面因应现代性挑战的创举。总体来看,甲午战后之初清政府采取过某些振兴工商的措施,但基本上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层面上,尚没有一个全面制度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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