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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权干预原理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

[日期:2013-04-12]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周长军 [字体: ]

从基本权干预原理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

周长军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前后一直引发着社会各界的热议。作为刑事诉讼上的基本权干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尽管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在合宪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因而潜藏着许多可能的危险。所以,亟需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采取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这些可能的危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关键词]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基本权干预;潜在危险;解释课题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4-0005-05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自2011年9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2012年3月正式通过,其间引发了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有关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可说是其中最大的争议点,具体则聚焦于两方面: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身规定的合理性;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后通知家属的有关规定是否会导致“秘密拘捕”行为的泛滥。一些刑诉法学研究者认为,相比于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有学者就指出,新法扩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后,“原先要被关进看守所拘留的人,现在有了一个可以不被直接拘留和逮捕的新选项。事实上是变宽松了,是‘拘捕’的缩小化……这难道不是保障人权?”①不过,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斥之为立法的倒退,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持此论者普遍担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受《看守所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约束,更可能给办案人员实施刑讯逼供提供便利场所和条件,从而使新刑事诉讼法旨在防范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卞建林教授就指出,“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下了很大功夫,不少成功经验也被吸收到本次立法中。其中草案规定,拘留、逮捕之后第一时间押送看守部门,其实就是为了杜绝在看守所外面办案,讯问只能在看守所进行,有条件的还要同步录音录像。但是,一旦有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上述的规定就发挥不了作用了。”①

  由此,就对刑诉法学研究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如何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等法治技术化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未来适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如何确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适用的正当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加以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的正确认知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可能会严重冲击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遗憾的是,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年12月20日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10月22日发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27日发布),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12月28日发布),对此都没有做出明确、合理的回应。鉴此,本文拟从基本权干预原理的角度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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