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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平等”

[日期:2013-02-26]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江登琴 胡弘弘 [字体: ]

论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平等”

江登琴 胡弘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 平等的规范内涵首先有赖于从宪法文本出发的规范分析。“平等”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七次,是一个包含国家平等、民族平等、公民权利平等的多主体、多层次的统一规范体系:既有政策性、原则性的宣示,也有具体权利义务的规范;既有对形式平等的要求,也有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既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也有对国家相应义务的要求。

  [关键词] 平等;规范;权利;义务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2-0022-05

  一、宪法文本中“平等”的使用语境

  在我国宪法文本中③,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平等”一词使用并不多,共计7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平等、团结、互助”。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并列使用“平等、团结、互助”的有两处:第一处是宪法序言第11自然段“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第二处是宪法总纲第4条“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可见,“平等、团结、互助”并列使用主要是用于规范我国民族关系的,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平等、团结、互助”的逻辑顺序安排,并非简单、随意的文字堆砌,其中也反映了我国对民族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过程。我国1954年宪法序言第5自然段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采用的是“自由平等”、“友爱互助”、“民族团结”逐层递进的表述。在我国1982年宪法起草时,最初使用的也是“团结、平等、互助”的表述,在讨论时班禅委员提出将“平等”放在“团结”前面,首先是“平等”然后才谈得上“团结”,这一建议被修宪委员会接受。① 只有坚持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互助。

  第二,“平等互利”。“平等互利”的表达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只出现一次。我国宪法序言第12自然段规定“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对我国对外交往应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阐述。在我国1954年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即“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我国1975年宪法序言第6段、1978年宪法第8段中也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内容的相关表述。不难发现,在1954年宪法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内容的表述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表达上采用的是“……的政策”。这一表述差别,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确认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4年由我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提出,在1955年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和亚非国家会议上推广,在70年代末被我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大力倡导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可见,在1954年宪法制定之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未上升到“原则”的层面,仅仅停留在初步设想的层面上。在取得初步成就后作为“政策”推行,在1954年宪法中采用“政策”的表达较为合适。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这一政策被广大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原则”的表述是对其地位的确认与巩固。就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自身而言,其中也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对外交往的基本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基本要求,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则是对外交往的根本目的。

  第三,“一律平等”。在我国宪法文本中,“一律平等”的表达有两处:一处是宪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一处是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是使用“一律平等”,但在规范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主体上,前者是“各民族”的平等,后者是“公民”的平等;在性质上,各民族的平等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在宪法“总纲”中规定,而公民的平等既是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原则,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首条(第33条)中规定;在标准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各民族间的平等却无这一标准的限定。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规定可追溯至1954年宪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规定。关于公民一律平等的规定,1954年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均无相关规定。之所以将“法律上一律平等”修改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并非简单的文字表述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法律上一律平等”包含了法律实施上的平等与立法上的平等,从法律阶级性的观点来看立法上不能讲平等,使用“在法律面前”可将范围限定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② 当然,对这一变化亦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受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比1954年宪法更为倒退的规定。③ 但在笔者看来,作为特定历史文化产物的宪法,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在“还原”其历史原貌与本义的同时,与其拘泥于对原有思维方式的批判,倒不如更切实际地根据社会变迁对其涵义予以阐释和发展。固然“法律上一律平等”在制定1982年宪法之时有回避立法平等要求之意,但在加强法治建设、弘扬宪法权威的今天,基于立法对公民平等权更为深远的影响,将平等权保护的要求纳入其中,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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