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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

[日期:2013-02-17]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何中华 [字体: ]

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董仲舒德治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历史语境,即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一反秦代严刑酷法,凸显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其一般历史原因,即农业文明及其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对于道德的格外依赖。人的血缘关系及其调节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构成道德伦理及德治思想的发生学土壤。董仲舒从本体论前提、阴阳关系、人性论预设、五行说、自我中心化观念、道德预防作用等不同层面,多维度地揭橥出其德治思想的理由和根据。

  [关键词] 董仲舒;德治;天道;阴阳;德教;刑罚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1-0041-07

  在当代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汉儒董仲舒的德治思想越发显示出它的深刻启示价值。大致说来,道德的肯定依赖于两个层面的辩护:一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预设;二是道德的世俗基础的捍卫(这又包括道德的发生学前提和道德的社会土壤两个方面)。董仲舒正是着眼于这些方面来为其德治思想寻找理由和根据的。考察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对于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其德治思想的丰富意蕴无疑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

  以德治国是董仲舒的基本立场。他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密,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他甚至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权位》)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有针对特殊历史语境的一面,因为汉兴之时,人们的普遍焦虑是如何避免秦亡的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鉴于秦王朝严刑酷法,汉代统治者和文人儒士便格外地突出强调德治的积极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矫枉过正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德治思想也有更一般的意义,有其普遍的一面,即在建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宗法制社会里它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汉代强调德治,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在于反思秦亡的教训。其实早于董仲舒的陆贾就已经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陆贾:《新语·本行》)的观点,并且有“怀德”与“恃刑”的比较和褒贬(参见陆贾:《新语·至德》)。他明确指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陆贾:《新语·道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陆贾:《新语·辅政》)陆贾从中引出的教训是:“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陆贾:《新语·道基》)所以,他主张为政须以仁义为本。贾谊也总结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所谓“失理”,也就是“违礼义,弃伦理”(贾谊:《新书·时变》)。他还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汉书·贾谊传》)贾谊比较了“德教”与“法令”的高下,指出:“或道之以德教,或賖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賖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贾谊还评估了商汤和周武王同秦始皇在治理方式上的得失,指出:“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行一世,下憎恶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汉书·贾谊传》)路温舒同样对秦亡的教训加以总结,认为秦朝过于倚重法制而有失礼乐教化,曰:“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汉书·贾邹枚路传》)他称赞汉文帝,称其“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汉书·贾谊传》)。路氏从正反两方面得出推崇德治、反对法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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