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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个人及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试论天津皇会中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

[日期:2013-02-16]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蒲 娇 [字体: ]

国家、个人及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试论天津皇会中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

蒲 娇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 300072)

  [摘要] 皇会是为祭祀妈祖娘娘诞辰而举行的大型庆典,是天津最为隆重的民俗活动之一,曾被誉为“中国的狂欢节”。从诸多民间庙会中脱颖而出被敕封为皇会,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个人及社会中各个阶层频繁互动、合力作用的结果。本文以妈祖信仰融入天津民间社会的在地化过程为出发点,对参与皇会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力图对其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协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 皇会;阶层;内在秩序;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1-0104-04

  妈祖作为民间神受到百姓信仰崇拜,对天津本地的城市文化性格产生重要影响,是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载体,被亲切地尊奉为“三津福主”,本地更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为妈祖诞辰举行的大型祭典仪式———皇会,也在天津地域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谓记录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信仰、风俗及社会变迁的活化石。妈祖信仰在天津的扎根并非偶然,一方面,作为一位外来之神,妈祖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神性与天津百姓的人格模式不谋而合,很快便融入包容性极强的天津本地文化中;另一方面,庆典仪式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有组织的活动往往需要调动地方社会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才可完成。因此,妈祖庆典仪式便具有了广泛吸引社会力量、促成社会各阶层频繁互动的特点。不同群体的加入壮大了皇会的势力,但矛盾也相应产生。如何协调好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并运行一套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内在秩序,都是在皇会各阶层关系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

  妈祖信仰在天津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逐渐完成由单纯的护航神到万能地方神的转化过程。信仰的生发及传播必定同此区域内社会人群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某种民间信仰的发展或消亡,极大程度是社会自主选择的结果。①最初妈祖祭典仪式处在“娘娘会”阶段时,多半是民众自发组织参与,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虽然常有官员参与,但大多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官府操持的情况较为罕见。清康熙年间,因娘娘会已具较大规模,引起了政府关注,逐步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与宣传。妈祖作为神癨,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起便多次受到皇封。天津的乡绅与官员自妈祖入津伊始,便为此具有文化正统性、符合儒家教义的神明扎根天津而苦心经营。当妈祖信仰被当地民众普遍接受后,所传递的有关于“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官员、民众和地方精英对待妈祖的态度随之产生微妙变换。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多次改朝换代,但对于专制政权的掌控权却没有一刻放松过。统治阶级反复强调“礼”的教化,利用“儒学”为统治工具的同时,也力图在民众心中营造“礼治社会”的假象。然而,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松散关系,致使在某些历史阶段内中央集权阶层的权力被架空。因此,必须出现一种能被各阶层所接受、能平衡各阶层关系的交流方式。

  显而易见,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参与只是一袭华丽的外袍,获取民众对国家的支持和忠诚才是统治阶级的真实目的所在。这或许才是皇会能得到国家重视,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真正原因。此类事件在清帝的加封、赏赐物品,甚至亲自参与等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正是利用了有良好群众基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活动,将本阶级的意识渗透其中。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适时调整政策,通过主动示好来达到笼络民众、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以1936年皇会为例,从组织筹备到具体实施都由官方出面全盘布置,甚至天后出巡散福的路线也由政府定夺。官方介入皇会筹备会,意味着皇会受到官方的实际控制,成为传达统治阶层意志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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